電影：Star Wars

《星球大戰》初映，我是在香港看的，當時并不是在戲院，而是看電視英文台。事隔廿年後重映，我身在英國。當時各大戲院外都突然冒出一堆stormtroopers 和絕地武士，原來仗還沒有打完，那次算是盛況空前。前傳是在巴塞羅那海灘旁的一間戲院，和本地星戰迷一同看。大概是因為佛朗哥統治的後遺症還在，城中清一色的jedi和反抗軍，沒人敢扮白兵出動。

後傳、Rogue One又回到了香港，這回是跟兒子看，而我也已經是中年人。一套電影系列能陪伴觀眾數十年，橫跨至少兩個世代，怎講也是成就非凡。不過，我們當年看星戰，跟今天是絕非一般的感受。這不僅因為星戰最初是在電腦科技尚未普及的時代拍攝，大量依靠模型、佈景版和機械式特技，亦因為這部電影是在美蘇冷戰的末期誕生。

那個時代東西方正置於核威懾的陰影下，地球隨時便會毀於核子戰爭，一如邪惡帝國的死星，可以令任何行星灰飛煙滅。相比於那個單調、獨裁的帝國，絕地武士和反抗軍代表了美國的多元文化，它不僅是一部太空時代的牛仔片，而且包容了亞洲的哲學和劍道。它標榜個人的價值，甚至是機器人亦富有人性。它既有個人英雄主義的絕地武士，也有駕駛X-Wing戰機，來自五湖四海的反抗軍，為民主和自由而戰。

星戰實際上預示了美國精神對極權蘇聯的最終勝利，也預示著美國文化風行全球。當年美國總統列根，更是用星球大戰來命名針對蘇聯的導彈防禦計劃。這套電影系列亦不斷演繹，在美國出現首位黑人總統的年代，帝國的士兵亦出現了黑人主角。再然後，披著頭巾的極端分子，一如在巴格達的街頭般，襲擊帝國的裝甲巡邏隊。

雖然這套電影的時間地點是很久以前的另一個星系，但它其實一直影射著我們的星球。在我看Rogue One的那天，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軍要配備可以穿透任何防禦系統的核導彈，即將出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則表示：「好啊，我才不怕核競賽。」一如在電影中，反抗軍好不容易擊毀了死星，可是三十年後，帝國卻建造了毀滅性更大的武器。